[4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3、2576页。
[45] 参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7、48页。
[46]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论古·秦废封建》，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4页。
[47]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48] 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7页。
[4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太宗贞观七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16、6360页。
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
一
“直书”与“曲笔”，是中国史学史上两种不同的传统和学风。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在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是非常突出的。刘知幾著《史通》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所发的精辟议论，固然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但也是有感而发，针对着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形的。
刘知幾认为，一个史家，若能“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定然受到人们的钦佩和纪念，故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2]。相反，那些“舞词弄札，饰非文过”，“事每凭虚，词多乌有”，“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采取种种方法“曲笔”作史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史家，而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3]。他称颂“直书”，鄙夷“曲笔”，好恶褒贬，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