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的思想资源正从《学衡》和《甲寅》而来，说明这两个刊物对新派的挑战或比过去认知的更加有力。张本人的态度是倾向于《学衡》一边的，此时他尚认为文言白话竞争的胜负未分。但他关于“文言”的认识其实并不传统，很可能即是新文化人“创造”出来的。因为真正的文言恰要上口能诵，绝不仅仅是“写出给人看”；当时的白话文反更多是在“写出给人看”的方向上努力，在“说出给人听”方面其实相当欠缺——最注重民歌的顾颉刚在抗战前夕带领一批读书人写通俗的大鼓词，就发现与“民众的口语不一致”，只好请一个原业鼓书的艺人来校正。[12]不过张所谓缺乏“白话的活气脉”的确是当时白话文的重要弊病，因为许多人正追求国语的“欧化”；对一般识字者而言，欧化的“白话文”确比文言更难懂。这样的白话后来竟然战胜了文言，真是典型的“功夫在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