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同王国维、陈寅恪比较起来，他有更多的关于考证的方法论的论述。他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又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28]。他撰写《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就顾颉刚、刘藜等人的古史辩难发表见解，认为：“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29]他还撰写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认为：“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30]胡适所讲的这些，中心是考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其特点是反复申说“科学方法”[31]，故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发展之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