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瓦尔特·法贝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工程师，一个不相信命运、用概率计算一切事件的技术人员，他的人生却通过短时期内的几次偶然事件而被彻底改变。在小说开头，法贝尔乘坐的飞机由于暴风雪而晚点起飞，多变的、难以计算的自然现象和可计算的、具有计划性的机器操作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出来。飞机由于发动机故障而在沙漠迫降，滞留沙漠的几天里法贝尔与他机上的邻座——一个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德国人，有了更多的交谈，而他原本是不愿意和人有交往的。通过交谈，他得知这个叫赫伯特的德国人是他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约阿西姆的弟弟。于是，一向按计划行事的他临时决定改变出差计划，绕道危地马拉和赫伯特一起去探望阔别已久的老朋友约阿西姆。
如果说飞机迫降沙漠时小说中所描写的自然还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之物，法贝尔是以冷静的、丝毫不带感情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的。比如，对于皎洁明亮的月亮，他一定要强调它是“一个可以计算的质块，它围绕着我们这颗行星运转，是万有引力的关系”①,月光下的山岩，“他显现的样子可能像太古动物的锯齿形脊背。但是我清楚：这是山岩，这是岩石，也许是火成岩，但这必须进行鉴定和证实”(21)。那么在去往危地马拉途中的自然景观则是充满敌意并让法贝尔感到恶心的。在被法贝尔称为“文明的尽头”(36)的热带雨林中，“阳光和空气都是黏糊糊的，在阳光的烤灼下，腐败的黏土散发出一种恶臭的气味，我们拭去脸上的汗水，闻到自己都发出鱼腥一般的臭味”(33)。在忍受了沿途恶劣的环境而终于抵达目的地后，两人却发现约阿西姆已经自缢身亡。约阿西姆将自己关在他那美国式的棚屋中，收音机还一直开着。收音机应该是身处原始部落的现代西方人与文明社会仅有的联系，也是他自身身份认同的象征之物。与此产生强烈对比的是，被雇用的印第安土著人虽然透过窗户就能看见约阿西姆，“尽管如此，这些印第安人仍是天天干活，却没有想到撬开门，把这个自缢身死的人放下来”(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