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切直”的质朴文风。
“直书”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点：质朴与切直。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其他如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234]，也都具有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
综上，在唐代史学中，是始终保持着“直书”的优良传统的。这是唐代史学极其宝贵的遗产之一。为什么许多史家能够秉笔直书？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这是开明的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唐太宗要求“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皆须备载”，这不独是提倡史官直书，也是鼓励人们大胆发表意见；他要求对“玄武门之变”“直书其事”，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安社稷”、“利万人”。说到底，这是政治上的需要。
同时，这也是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是有长久的历史渊源的。刘勰《文心雕龙》说得好：“辞宗丘明，直归南董。”[235]春秋时期齐国南氏、晋国董狐，是“直书”的开山；其后，历代史家追随、模仿，蔚为风气，成了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褚遂良决心“守官”；杜正伦要尽“愚直”；刘允济视物如浮云，以直书为天职；刘知幾“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236]而著《史通》；以及吴兢之刚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謩之讲求信史，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