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科学革命的时代，是驱赶迷信鬼魅，回归真实的时代。但乐观中有不确定，致力于开拓现代事业的人受教条主义的阻挠，而他们自己有时也会在现代的路上走丢，打碎了旧教条的新观念随之变作控制一切的新教条。狄德罗与卢梭有仇怨，对于时代精神的缺点却有相似的见解：
理智有它的偏见，感觉有它的不确定性，记忆有它的限度，想象有它的朦胧，工具有它的不完善，现象是无限的，原因是隐蔽的，形式也许变化无常，我们面临很多障碍，自然又从外面与我们对立，实验很迟缓，思考很受限制，哲学想用来推动世界的正是这样的途径。[213]
关于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1789年前《社会契约论》发行量不多，尤其与畅销书《新爱洛漪丝》相比。之后截然不同，《社会契约论》是“革命圣经”，1789—1800年有44版[214]，卢梭的名字几乎出现于所有的政治辩论中。流行的戏剧多以之为主角，诸如1789年的《巴黎厄庇墨尼德的苏醒》和1790年的《圣皮埃尔岛上的卢梭》。[215]厄庇墨尼德（Epimenides）是古希腊克里特岛的诗人，根据古典作家拉尔修（Diogenes La?rtius）的描述，厄庇墨尼德放羊时在山洞里沉睡五十七年，醒来后有了预言能力，他的沉睡与苏醒暗示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进退。1792年2月，国民公会将卢梭的胸像和《社会契约论》安置于议会大厅，他由启蒙文人变为革命精神之父。尤其是在1789年7月至1791年9月制宪议会时期，以及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的恐怖时期，各地雅各宾俱乐部承担了宣传的职责。1792年4月13日，里昂的妇女报国协会（Société des dames dévouées à la patrie）去当地的俱乐部向卢梭表达敬意。[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