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多地执着于当前在场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在内也是如此，往往遗忘了隐蔽的东西，即使偶尔记忆起来，也只是把它当作“异乡”。但诗人却正是要聆听这“异乡”的声音，诗的语言可以说就是对“异乡”的召唤。“道言”、“大言”乃是通过诗人的诗的语言，把来自海德格尔所谓“存在”、“无”、“神秘”或德里达所谓“无底深渊”的声音释放出来。如果说平常生活中的用语往往只盯住个别的在场者，那么，科学语言就可以说是只盯住普遍的、永恒的在场者，即概念、理念、同一性之类的东西。面对一株春暖发芽的杨柳，一个普通农夫和科学家与诗人所言说的东西就大不相同：农夫会说，杨柳活了，今夏我可以在它下面乘凉；科学家会说，杨柳发芽是气温回升的结果；这两种人都是盯住客观的在场的东西，一个是个别的在场者，一个是普遍永恒的在场者。诗人则会说：“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甚至一个有诗意的小孩也会说：“妈妈，杨柳又发芽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诗的语言把隐蔽在杨柳发芽背后的离愁活生生地显现出来了，这离愁不是简单的感情发泄和简单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情景交融、主客（人物）交融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