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城破之后，如何对待刘玉春、陈嘉谟等北洋军战俘便因为对战争的不同眼光而显出差异：对国民革命军来说，刘玉春、陈嘉谟是“反革命”，而且为了“反革命”还险些搭上武昌城十余万人的生命，是非要除掉不可的；而在北方人看来，刘玉春和陈嘉谟都是北方人，他们是为了阻止南方人北上作战才被俘，南方人杀掉了他们，正是因为“仇视北方人”。当时武汉当地的民间团体也强烈要求将陈嘉谟、刘玉春付诸“人民公审”，尤其是刘玉春其人，因其一意孤行负隅顽抗几乎累及武昌城所有民众，应当“速处极刑，没收财产，移赈灾黎，以平民愤”。社会各方争执不下，国民政府也自感此事关系重大，所以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武昌城破，江西的孙传芳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孤立无援，遂准备返回南京，但因为南昌战事日趋紧张，在部下的要求下孙传芳才暂缓启程，同时下令集结兵力死守南昌。孙传芳总算意识到，这不是他所熟悉的北洋军阀时代的战争，不是冲天上打几枪，靠烟土和银元就能够解决的战事。心生怯意的孙传芳不知该如何是好，只知一味死守下去。在南昌城内坚守的是孙传芳部邓如琢的部下张凤岐、岳思寅、唐福山等部的6000余人，另有谢文炳部、陈修爵部在东乡、广信，蒋镇臣部、杨如轩部、杨池生部在进贤，以与南昌守军相呼应。因为孙传芳部控制着南浔铁路主要干线，所以能够做到机动灵活，而北伐军在南昌的攻坚战始终未能奏效，加上各军又无法密切协商，所以决定暂时在鲁涤平的指挥下先从南昌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