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关联的，妨碍我们达到正确认识目的的还有盛行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背景下的一种“碎片化”倾向。这种倾向囿于“琐碎的事实”“物质的冲撞”“连续性链条的断裂”以及“怎么都行”的幻相与信条之中。例如，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知识的形成被归结到无意识的，充满着断裂、分叉、扩散、重叠的世界系统当中。在他看来，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如同描述一个有欠缺的和支离破碎的形态，而历史是一个“不见人影之历史”。在美国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K.Feyerabend，也译为法伊尔阿本德）那里，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使其走到了反面：不仅否定任何“常态科学”，而且将科学定律也看作是可以修改的，甚至是“虚妄”的，从而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之中。[4]在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那里，由于整个世界是处在无休止的、瞬息万变的动态网络中的状态系统，任何活动本身，即使是主体与实践活动，都被看作随机应变的东西，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被降格为外部世界互动之网中的一个物化片段或一个偶然事件，似乎一切都依赖于“物质的冲撞”和实证化的、技术化的手段的实施。然而人们立刻会质询：如果按照福柯分叉的、断裂的话语陈述体系，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劳斯的开放的、情境不断重组的实践模式，那应该使得科学有无数种类或者无数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科学仍然体现出某种统一性、结构性和规范性呢？事实上，在科学主体的不同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变性的或相对稳定的东西的普遍存在，人们依然可以找到一部理性的、连续的编年史以及普遍存在的意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