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大约同时，或者作为这一转向的征兆，或者作为其契机，陶表现了他对自己农民之根的又一种皈依，和他同农民及其需要的个人一致性。在一种他描写为“就像黄河冲决了它的堤防，我流回到普通中国人的道路”的体验中，他象征性地脱下西装，改穿农民的衣服，包括穿上草鞋。[52]在以后的岁月里，陶虽会换回西装，但他为普通农民与工人利益工作的决心依然毫不动摇，正如他在正规的政府渠道之外促进其教育改革的习惯那样。
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1]02
或许是这一体验，使陶开展他自己的文化项目，主要以农村为目标。他同朱经农一道，写了他自己的《千字课》基础教材，和他自己的一套读物，而不用晏早已开发了的材料。这一新事物的引人注目之处——而陶似乎已意识到这点——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中国基础教育的传统之中。除了使用最新的《千字课》为基本教材外，非正规性、靠初出茅庐的学者为教师、柔韧灵活性以及实际的功利与传统的威信相结合，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早在宋代以前便有的基础文化教育特征。[53]
而且，私塾与文化学校之间的相似，在博斯维克（Borthwick）对中国早期近代学校的动人描写中显得清清楚楚：“然而，在新学校施以一律、强制和严格的地区，私塾却是任意的、不固定的、非正规的、自发的。那些把新式学校区别为另一事物而不同于外部世界的界线，在私塾中是没有的。一个私塾从未在设计一幢楼来住的意识上有它自己的前提：这会需要一个管理结构和收入，是它所服务的一个小村社难以胜任的……教师的角色绝不比他所住的房间更为固定……上学者易于辍学，但也易召回。而且也没有固定的入学年龄：一个10岁的刚启蒙孩子可以和一个4岁的早慧孩子诵读同样的课文。”[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