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胡王氏竟呜咽哽塞，说不下去。周炳不明白什么缘由，只顾安慰她道：“胡大妈，伤心什么呢？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当了这个先生，心里可实在是不乐意呢！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出人头地，我只想着怎样才能叫大家一道来享福！当这教员，在我还是逼不得已的呢。可是说到你们，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倒恰恰湘反，是时时刻刻地想念着，日日夜夜地惦记着的呢！倘若不是想念着大家，惦记着大家，我作兴一辈子留在上海，穿了洋服，坐了洋车，住了洋房，吃了洋饭，当了洋奴，光光滑滑的，肥肥胖胖的，漂漂亮亮的，永远不回到这广东地面，永远不把自己当做中国人了！饭都凉了，快吃吧。吃了，慢慢细谈。”周炳说完了，就坐在胡家兄弟共睡的木板床上，瞧着他们一家人吃饭。趁这空档，他悄悄地四面张望了一下，只见这里一堆破布，那里一堆断绳，农具不是缺了口的，就是脱了棒的，桌、椅、板凳，不是穿了洞的，就是折了腿的，竟没有一样光鲜完好的东西。不禁暗暗地替他们担心。他想，要是去年的革命成了功，土地收归国有，他们的地租就可以免掉，他们的光景也不会败坏到这般田地。胡王氏先吃完了，看见周炳坐着发呆，就说：“阿炳，你仔细看一看，这里连一件像样子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活着，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呢！”周炳说，“你们五个人，就是五个干活的人手，怎么还遮盖不过来？”这句话挑起了她的忧愁，她就像编年史家一样，从周炳离开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向周炳诉起苦来。……周炳一面无限同情地听着，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来，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脱离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气的一瞬间，举头四望，只见屋顶墙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隐约看得出来，屋梁上桂着许多东西，墙壁上也满满地挂着东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烟熏着，竟变得遍体黢黑，不能辨认。他想起在上海金鑫里三号聚会的那些精神抖擞的女慈善家们，又不到这胡家来亲自见见世面，真令人哑然失笑。后来胡王氏讲得多了，胡源就打断她道：“够了。又不是什么得意的东西，你尽倒翻那本陈年烂账干么？洗碗去吧！”胡柳、胡树、胡松也纷纷开言，要周炳讲一讲这八年的经历，于是周炳也像编年史家一样，从自己离开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无隐瞒也毫无修饰地告诉了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脸，张大着嘴巴，听得入了迷。胡松年纪小，顶爱插嘴问这、问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树不停地拿手搓着自己的耳朵。胡柳时常忍不住发出低声的叫唤。胡源一根生切烟接着一根生切烟地抽着。胡王氏开头还一面洗碗，一面听，后来就索性撂开碗盏，把两手笼在又破又硬的槔袄袖子里，一心一意地听起来。听到周炳离开剪刀铺子，重新上了学堂，大家就替他高兴；听到区桃在沙基惨案当中英勇殉国，大家就嗟叹惋惜，肃然起敬；听到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违反盟誓，破坏罢工，出卖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里呸，鼻里嗤，摇头顿脚，咒骂不停；听到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政变，投降帝国主义，大批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听到广州起义成功，夺取了政权，宣布了政纲，成立了广东工农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扬振奋，痛快淋漓；听到广州起义失败，许多英雄烈士轰轰烈烈地拼头颅，洒热血，最后是死的死，逃的逃，分离失散，大家就低头掩面，悲痛万分。那胡柳一时感情难忍，竟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后来听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麦荣大叔，又遭到敌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及，可见不可亲，胡柳替周炳着急，又咦咦地哭了起来，一直到听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干了一桩痛快的事儿，惩罚了那个包打听，救走了金端同志，这才转悲为喜，带着眼泪笑起来了。周炳讲完了，大家还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着嗓子开言道：